美国梦或是美国噩梦：原罪，神圣人和被处决的姿势

引言

一个动作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卡夫卡曾写过一篇令人不寒而栗的短篇小说 《叩击庄园大门》（The Knock at the Manor Gate/Der Schlag ans Hoftor）：一个漫不经心的敲门动作，竟然引来了审讯、囚禁和毁灭。长久以来，这被视为文学上的荒诞寓言，直到 2026 年 1 月 7 日，这个寓言在明尼苏达州的街头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2026 年 1 月 7 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 37 岁的美国公民 Renee Nicole Good 被 ICE 探员射杀身亡。当时 ICE 正在进行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Good 驾驶一辆红色本田 Pilot 出现在现场。视频显示，探员包围了她的车辆并命令其下车。在对峙过程中，Good 尝试驾车驶离，探员 Jonathan Ross 在近距离向车内连开三枪，击中其头部及身体。之后，特朗普政府和国土安全部（DHS）迅速将事件定义为“本土恐怖主义”（domestic terrorism），称 Good 试图“将车辆武器化”冲撞探员，而探员是出于“正当防卫”开枪。与此同时，多名目击者和包括《纽约时报》、BBC、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媒体通过视频分析指出，车辆在移动时似乎并未直接撞击探员，或者探员在开枪时已处于安全位置。现场视频显示，多名探员给出了相互矛盾的指令（同时要求“驶离”和“下车”）。此外，有报道称 ICE 探员在事发后阻止了现场医生对 Good 进行急救。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从 Good 遇到 ICE 探员到被射杀仅不到十分钟。

制裁与罪行的倒置

这起事件最扑朔迷离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明确的定性。这场悲剧在政治上已经变成了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进步派与左翼将 Renee Good 捧成圣人，形容她为“一位无辜的母亲，护士，诗人，白人，美国公民”却遭到当街射杀，或“公开处决”，目的是法西斯式地震慑所有异见者；而保守派与右翼则认为 Renee Good 在面对 ICE 执法时应绝对顺从，她的下场（在自己居住的街区一瞬间内被连开三枪射杀身亡并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完全是她的个人愚蠢选择（即“对权威缺乏敬畏”）的结果。并声称她当时处于“药物诱发的狂暴状态”，是“Antifa 的秘密成员”，正准备对副总统的车队实施自杀式袭击。这两种论调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起事件也被描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尽管当时有周围人的录像，有执法记录仪，但 Renee Good 的真正动机（驶离或是撞人）始终没有明确的证据佐证，是争议的焦点。

死亡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结局，然而 Renee Good 不仅遭遇了 ICE 的射杀，司法部和 FBI 据称还在对已故的她进行调查，而不是调查开枪的探员。正如卡夫卡的故事中所述的：一个可能的敲门动作引来了全副武装的骑兵队、长矛、法官和如同牢房般的审讯室，国家机器以一种碾压式的姿态降临到普通人头上。

阿甘本在《业：简论行动、过错和姿势》¹这本书中分析了这篇短篇小说，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人不是因为有罪而被法律审判，而是因为被法律审判而有罪。在小说中，“敲门”的动作是轻微的，模糊的，甚至无法确认的。然而，这个动作足以构成权力机器对主人公的极端惩罚和审判。法律需要通过这种“突然的、暴力的介入”来彰显自身的存在。ICE 在明尼苏达的行动，就像古代的公开处刑一样，是一种仪式。

阿甘本在书中指出，拉丁语 causa（原因/案件）构成了法律的“门槛”。当一个原本与法律无关的生活情境（res，事物）跨过这个门槛，它就变成了“争讼的缘由”（causa），人就变成了“被告”。许多无证移民的生活原本是 res：他们在工作、养家、呼吸、睡觉。这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或社会性存在。ICE 的抓捕行动，其本质是将这种“无名的生活”强行拖入法律的审判领域。当 ICE 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它不仅仅是在抓人，它是在创造“案件”。它把一个父亲、一个工人、一个邻居，瞬间通过法律的炼金术，转化为了一个待处理的“非法实体”。这种抓捕宣告了：没有一种生活可以逃脱法律的归责，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诉讼。用 Renee Good 的情况来说，在那一刻之前，Good 驾驶的那辆红色本田 Pilot 仅仅是 res（事物）——它是一个母亲的交通工具，一个承载日常生活的物理容器，属于前法律的生活领域。然而，当 ICE 探员的枪口抬起，甚至在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的那一刻，这辆车被瞬间转化为了 causa（案件）。官方叙事中所谓的“车辆武器化”（weaponized vehicle），正是阿甘本所描述的司法炼金术。这种叙事剥离了这辆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使用价值，将其强行编码为杀人凶器。通过将 res 命名为 causa（争端的起因），主权者不仅改写了物理现实，更在本体论上消灭了日常生活。Renee Good 不再是一个驾驶者，而成为了一个必须被清除的法律变量。正如阿甘本所言，法律的门槛（threshold）就是这样一道致命的界线：跨过它，生活就不再是生活，而是等待裁决的罪证。

在书中，阿甘本颠覆了传统的法学观念，即“没有过错就没有刑罚”。他通过分析古罗马法和凯尔森的理论指出，实际上是“没有刑罚就没有过错”。是制裁（sanction）的确立，才反向定义了什么是罪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非法滞留往往是民事违规。但 ICE 采取的手段（军事化突袭、手铐、集中营式的拘留、强制驱逐）是极高强度的制裁。正是这种不成比例的暴力制裁，在社会大众和被捕者眼中生产了罪行。看着被戴上镣铐押上车的移民，观众会本能地将非法移民与重罪犯挂钩，认为：“他们一定犯了重罪，否则国家不会动用如此暴力。”为正当化这种制裁，官方叙事反复提及非法移民“攻占/入侵神圣的美国国土”，“寄生在美国福利体系上，偷走美国公民的工作和资源”，甚至“毒害我们的血液”，“杀害大量美国人”，² 极力模糊“非法移民”与“暴力罪犯”的界限，用最极端的个体案例代表整个群体，并强调他们作恶的自主性，如“他们自己选择非法入境”。

原罪的统治术

然而，阿甘本认为“自由意志”概念实际上是基督教神学为了让人能够“被归责”而发明的装置。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定义了“能够不做某件事的能力”（impotenza）。到 11 至 14 世纪，基督教神学陷入了“神的绝对全能全能”的困境：神是“全能的父”，所以神“可以作恶”；但这就又违背基督教神学的的核心预设：神是“善”和“正义”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自由意志”这个概念被提出了：神仍“具有作恶的能力”，但神通过自由意志不选择作恶，转而遵守自己设立的秩序，以此彰显善与理性。

在这一逻辑中，真正的“意志”只属于神，神是唯一的完全行动者。阿甘本解读《德意志神学》时提到，神的意志本身是不实行的，这个意志只是纯粹地在宇宙中流动。在奥古斯丁的观点里，当意志流经亚当时，亚当短路了：神下令说“不能吃禁果”，与此同时亚当有吃禁果的能力。此时，“能力”和“意愿”之间被强行撕裂出一个缝隙，自由意志诞生了：亚当愿意遵守规矩，但他还是吃了。他看着那个失效了的“服从规矩的能力”，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与此同时他看着那个虽然没有达成目标、但依然在发号施令、依然在痛苦挣扎的“意志”，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己。此时，内疚也诞生了，归责也诞生了：责任在亚当而不在神。亚当有罪。于是，通过企图“占有”自由意志，人类拥有了原罪。

这并不是因为亚当心里先出现了罪，毫无根由地要去违背神的律法，而是因为神设立了这条律法，才产生了罪。这才是西方自由意志的根源，西方政治权力的根基。它的统治逻辑是：任何人都是一个“还没来得及犯罪的罪犯”，没有任何人是“彻底无辜的”，所以任何人都理所应当地需要受到机构（国家、教会、警察、监狱、ICE）的管教，并认为这不是压迫你，而是在拯救你。如果一个国家直接对国民声称“你没有自由，我将主宰你的一切”，国民会认为自己遭遇了灾难。在这里，利害关系清晰明了：国家是赤裸的暴力，毫无合法性。然而，现实中的国家会制定罪责的标准，并声称所有人天生有罪，必须要受到管束才能避免进一步堕落。它看似在和国民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国民觉得自己确实需要被管教，这是维持秩序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于是，国民内化了统治者的逻辑。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逻辑下的国家没有“掠夺”只有“交税”，没有“恐惧”只有“敬畏”，没有“暴力”，只有“执法”。

神圣人与被处决的姿势

在《业》的第一章，阿甘本引用了罗马法的一个经典案例：列慕斯（Remus）跳过了罗马正在修筑的城墙，侮辱了新城的防御工事，于是他的兄弟罗慕洛斯（Romulus）杀死了他。城墙是神护的（sanctus），由制裁（sanctio）所确立。任何冒犯城墙的人，都自动变成了神圣人（homo sacer）。此时法律在他身上已经失效，他不再受“不可杀亲”的法律保护，变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赤裸生命（bare life），杀死他不必受罚。

同样地，当 Renee Good 和她的伴侣停下车，试图用哨子或摄像机监控 ICE 的执法时，她们在主权者（联邦政府）眼中不仅是在抗议，而是在“侵入”一个法律被挂起的特殊空间。像列慕斯嘲笑城墙太矮一样，Renee Good 的出现挑战了联邦特工在那个特定街道上的绝对主权。通过这种干预，她触碰了维持“例外状态”的边界。尽管她是美国公民，但国土安全部（DHS）和当时的政府迅速将其定性为“国内恐怖分子”（domestic terrorist）。为什么 Renee Good 的出现会让全副武装的联邦探员如此恐慌，以至于要在几秒钟内通过杀戮来终结一切？也许，不仅因为她构成了物理威胁（这一点存疑），更因为她的行为构成了一种阿甘本意义上的“姿势”（gestus）。“姿势”的本质在于“中断”（suspension）。当 ICE 的驱逐机器正在高效运转（action），执行着将人从 A 地移动到 B 地的“目的”时，Renee Good 的出现——无论她是试图拍摄、阻挡还是仅仅是停在那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停顿。她既没有像恐怖分子那样明确地制造破坏（作为目的的手段），也没有像顺民一样配合执法。她展示了一种“无目的的手段”：一个公民在场，看着权力，让权力感到不适。

白宫 1 月 20 日发布了 365 WINS IN 365 DAYS: President Trump’s Return Marks New Era of Success, Prosperity 这篇文章，暗示了政府的极致效率和痛快感，一切都那么直接、有效，平均下来每一天都有一次胜利，每一天都在为权力的自我维持而欢欣鼓舞。在“365 wins in 365 days”这种极度追求效率和目的论的政治机器面前，“姿势”是不可饶恕的。机器可以处理反抗（那是另一种行动），但无法处理“中断”。因为中断暴露了机器的荒谬。因此，Jonathan Ross 的三枪，实际上是为了消灭“姿势”，强行恢复“行动”。子弹消灭了那个令人尴尬的停顿，让机器得以继续轰鸣。这番操作将她从公民（bios）转化为神圣人（homo sacer），也就是“被诅咒的人”：一旦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针对她的暴力就不再是警察执法，而是针对被诅咒生物的纯粹清除。司法部（DOJ）拒绝进行调查，实际上就是宣布：法律在 Renee Good 死亡的那个瞬间已经撤回了。因为她已是神圣人，她的死不构成谋杀，也不需要法律解释。由于她是被诅咒的生命，她也不能被祭祀（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充满仪式感的公开审判，最终被牺牲和悼念，并宣称“她的死换来了社会的安宁”），所以她的死必须是跟清理路边杂草一般在没有医疗救助的情况下，在那条街道上作为一个被法律挂起后留下的生物遗骸慢慢死去。

主权权力在此显得赤裸——它不再遮掩，不再依繁琐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展示暴力的效能。相应地，这种暴力不仅作用于美国国民，也作用于其他国家：直接派兵抓捕他国元首（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威胁强占格陵兰岛等。在特朗普政府的逻辑下，美国不再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把自己视为全球唯一的警察/法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是待处理的案件，或可交易的商品。政府可以用任何手段而不经过任何批准或伦理约束，只要它服务于“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边境安全”这个宏大的最终目的（Endzweck）。人（无论是移民还是公民）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沦为了实现国家意志的纯粹手段（或障碍物）。这种叙事排除了任何“不作为”（inoperativity）的可能性。在这个逻辑里，任何不产生“赢”的行为都是无效的，甚至是有罪的。它要求国家机器像永动机一样疯狂运转，每一天都必须生产出新的敌人（从非法移民到委内瑞拉总统），再生产出新的制裁。这是一种没有安息日的政治。Renee Good 的尸体，实际上是这台永动机为了维持其“365 wins”记录而必须润滑的燃料。她死于一种无法容忍空白、无法容忍“无为”的极权主义时间观。在 2026 年的美国，政治已经退化为一场关于归责的残酷游戏：主权者拥有无限的“自由意志”去行动（Wins），而普通人——无论是无证移民还是公民——只剩下被归责的命运。当 ICE 扣动扳机时，他们射杀的不只是一个女人，他们试图射杀的是那个让人类尚存一丝尊严的可能性：那个能够停下来、能够不作为、能够仅仅作为“人”而存在的姿势。